琅邪王氏

二、古今简牍出土概况
　　考查我国古代出土简牍的历史，只能凭史籍的记载，当时的人们对简牍的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不能科学地整理和保存，除了记录下年代、释文及书写字体外，几乎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而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千古之谜。首次发现简犊的记载是在两千年的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欲广其宫』，『坏孔子宅』，偶然地在旧宅墙壁中发现了一批古代竹简，每简记有二十至二十五字不等，文字为当时的『古文字大』（蝌蚪书），世称之谓『壁中书』。后来让孔子后裔孔安国知道后，还整理出《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与当时流行本有些差异的几十种古籍。在汉宣帝时河内（今山西沁阳）一女子在拆除旧屋时也发现一批简牍，内容为亡佚的《易礼》、《尚书》各一篇，后上奏皇帝，这是据王充《论衡·正说》中的记载。还有一次很有名的大发现，是在西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今河南汲县）有个名叫不隼的人无意间盗掘了魏襄王墓，竟盗出了十多万枚带字竹简，还被当作照明的燃料烧掉了一大批。后被官府没收并集中了当时的著名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加以考证、整理出《纪年》(通称《竹书纪年》)、《易经》、《国语》、《穆天子传》等古书七十五篇，达十六种之多。据记载均为素丝编联，长二尺四寸（约合今之五十五厘米），墨写，每简写四十字左右。这就是著名的『汲冢书』。之后在晋武帝元康年间、南齐建元初年、刘宋升明二年、北宋崇宁初年、政和年间等，都先后出土过数量不等的简牍，而这些几乎都是在偶然的原因下发现的，因此也无从为我们留下更完整的资料。
　　简牍出土数量众多而又能科学发掘，保存也较完善的时代始于二十世纪初，从此开始了延续半个世纪的简牍出土与研究活动，突出的一点是都与西方『探险家』的考古活动有密切关系。由他们发掘、研究的简牍，全数被劫往国外，并被外国的一些博物馆珍藏着。这些『探险家』、『考古学家』中著名的有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贝格曼，俄国科兹洛夫，日本桔瑞超等。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审视这些曾一度活跃在中国西北部的『探险家』、『考古学家』，著名简牍专家郑有国先生谈到斯坦因时，曾有很辩证的论述：『处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历史时期，无疑，一方面充当了文化掠夺的角色，在我国西部探险、调查，盗走了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严重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但是毫无疑问，他（按：指斯坦因）又是一位世界著名的学者，他和斯文·赫定一起发掘了沉默一千多年的鄯善王国遗址，使人们对鄯善王国的历史有了崭新的认识。』并认为对这个淹埋于沙漠中达一千多年的古代王国的历史地位的论证，『表现了极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世纪，曾为印度、中国及希腊化的西亚三方文化交汇之所，这地方为历史上重要舞台，远东文化、印度文化，以及西洋文化交织於其间者足有千年之久。』著名学者周谷城先生也认为斯坦因的著作确是一部关於西域文化的很好参考书。』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正是在斯坦因的第一手发掘材料上，於一九一四年发表了研究汉代敦煌军事组织、屯戍状况的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流沙坠简》及一系列论文。
　　有关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简牍概况，可参看附表一。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保护出土文物，公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文化部专门有文物局主管全国的文物工作，无论从出上的地域范围，出上简牍的数量、内容，出上简牍的历史时代，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对出土简牍的保护及发掘手段的科学化方面也越来越先进。尽管有几次重要的发掘成果，至今尚未公布於世，但可以想见，随着这些材料的逐步面世，我国对简牍的研究，  一定会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解放前我国从事简牍研究并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一辈学者有：罗振玉、王国维、马衡、傅振伦、傅明德、黄文弼、陈盘、陈梦家、夏鼐等先生。
　　建国后出土简牍的概况，可见附表二。

三、出土简牍的学术和艺术价值
　　 二十世纪以来，一批又一批简牍的出土，由于通过科学的整理和保存，其深远意义远远超出了考古学上的范畴，而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由于专家们的辛勤劳动、详尽考释，使我们得以深一层地下解汉代的官制、俸例、历制、烽燧制、屯戍制、驿传制、计量制、纪时制，以及古代地理沿革、汉代典籍、经学研究、校勘学、版本学和医药学等等汉代的各种制度，看到雨千年前汉代先民在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面貌。有关简牍在学术上的价值，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可说是硕果累累。我国学者的发掘报告、专题研究主要发表於《文物》、《考古》、《文物参考资料》、《考古通讯》等专业刊物上，并有几十种专著出版。日本则另有木简学会，有学术刊物《木简研究》出版，台湾也有介绍简牍最新成果的《简牍学报》这里恕不作详细介绍。
　　古代的书法作品，主要凭借在龟甲、兽骨、玉石、金石上的刻辞得以流传。这是众所周知的。发现於一八九九年的殷商甲骨文先书后刻，线条犀利坚挺。持续达八百年之久的两周（西周、东周）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铸有各种铭文的钟鼎彝器，其中《毛公鼎》、《大盂鼎》、《史墙盘》、《克鼎》、《 鼎》、《散氏盘》等堪称金文中的瑰宝，它的线条美是甲骨文线条艺术的升华，甲骨文坚挺的直线被丰腴多变的曲线所取代，并以其恢宏的格局震撼着每一个读者的心灵。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时代的雄健朴茂的『石鼓文』，是我国最古的石刻文字，字体在大篆与小篆之间，属于一种过渡性的文字。除此以外，这个时期还留下了诸如『盟书』、『玉器铭』、『玺印』、『封泥』、『货币文字』、『简册』等遗迹。至秦代书迹，最著名的有《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在峄山、泰山、琅琊台、芝罘、碣石、会稽六处的刻石，相传是代表官方标准字体的丞相李斯的手迹。其次在刻符、瓦当、玺印、陶文、权量、诏版、简牍上也保留着官府规范化秦篆以外的各种流行书体。
　　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秦篆（即小篆）应用于官方文书和重要典章的书写。但在『奏事繁多，篆事难成』的情况下，从事文牍的繁重艰辛是可以想见的。事实上，民间已在流行一种由篆到隶的过渡性的文字——秦隶。以往很多专家，常把秦代诏版、权量上那笔画方折的篆书称之为『秦隶』。一九七五年，在湖北江陵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中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多枚内容为《编年记》、《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秦代法律文书的秦简；此外还有内容为戍边士卒黑夫与惊所写的两封家书的木牍两件，这首次出土的秦代简牍，是近代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从而也动摇了长期沿袭下来的以秦诏版、权量为代表物的『秦隶』概念。这种简牍文字字形上明显带有篆书痕迹，不少部件已隶化，属于无波势和挑法的早期隶书，人们称之为『秦隶』，也有称之为『古隶』『草篆』的。这种书体与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的《孙膑兵法》等汉简，及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所出册书的西汉前期书体十分相似。秦代文字是我国书法史上的改革产物，上承大篆，下启隶书，起到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在汉简没有出土以前，由于缺少实物例证，人们对汉代书法的认识是不完整的，尤其是西汉时期的书法风貌，所能见到的是流传极少的未脱秦篆范畴或篆隶并杂的刻石或瓦当、印章文字及砖文等，而可以提供的西汉《赵廿二年群臣上寿刻石》、西汉末王莽时的《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等都是篆书，以致连大书法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分变第五》中敢断言『西汉未有隶书』。而人们熟知的是东汉的那些代表成熟的汉隶书风的庙堂巨制，如秀逸的《曹全碑》、端庄的《礼器碑》、遒劲的《张迁碑》、古拙的《封龙山颂》、雄健的《石门颂》等，这是—批由名家书丹再由高手精工刻制，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典范杰作，西汉书法作品为数既少又难得一见，使历代书家在论书著作中，讲到西汉书法，几乎都是一带而过，成了几乎是『空白点』这样一种事实。前人研究这一时期的书法大多凭推断、臆测。自大量的西汉简牍的出土，这一书法史上的悬案总算解决了。在汉代，如果说风格各异的庙堂巨制和摩崖石刻是书苑中经久不衰的名花，那么竹简木牍更是破土而出的奇葩，共同装点着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百花争艳的春天。
　　由於刻工手艺的高低，和大自然的风化剥蚀，传世碑刻毕竟不能忠实地表现出原作笔墨的神韵。本世纪来大量出土的汉代简牍，使我们从竹木简上的汉人墨迹领略到西汉隶书的真实面目及窥见一代书风，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福』。
　　在出土的简牍中，以西北出土的数量最多，风格也各异。这里，只选几种较为典型、影响也较大的出土简牍略作介绍：
　　《流沙坠简》又称《敦煌汉简》，是曾四度考察中亚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九○六年至—九○八年第二次考察中亚时，於敦煌以北汉代长城遗址所获的七百零五枚汉代简牍。曾经法国学者沙畹考释，我国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於一九一四年在此基础上整理出震惊中外学术界的《流沙坠简》。按文书的性质分为：一、小学术数方技书类考释，二、屯戍丛残考释，三、简牍遗文考释三大类。这批简牍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斯坦因再次在敦煌所获八十四枚简牍，以及一九四四年由向达、夏鼐先生领队的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获得的四十三枚简牍统称为『敦煌旧简』。与此相对的是将一九七九年由甘肃考古队在敦煌县文化馆协助下，于历来为学术界争论不定的西汉时期玉门关的治所，今之马圈湾遗址发掘所得一千二百多枚尚未发表的简牍，称为『敦煌新简』。
　　《居延汉简》也有『旧简』与『新简』，即一九四九年前后两次发掘的成果。一九四九年前的一次，指一九三○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两岸的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地所获的一万余枚汉简；一九四九年后的一次是指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甘肃省博物馆在破城子、肩水金关、甲渠塞第四燧等处发掘的二万余枚汉简。内容均为汉代防御匈奴南进的重要屯兵之地，居延地区的戍边将士所记载的边塞屯田状况、戊卒来源、俸钱与口粮、举烽燧方式、戍卒日常生活、边地物价等可供研究汉代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居廷汉简》与《流沙坠简》一样，由於跨越了西汉至东汉初的漫长历史时期，足以反映秦汉之际字体的大变革，展现了篆、隶、分、草、真、行各种书体孕育发展的过程。这些戍边的下层将士留下的手迹，绝无板滞做作之态，用笔率意豪放，一派边塞大漠风貌。
　　《武威汉简》是一九五九年七月在甘肃省武威县磨嘴子六号汉墓中出土的六百多枚汉代简牍，内容是完整的九篇《仪礼》，其中一篇写於竹简，八篇写於木牍，今天的武威县在汉代是武威郡治所所在的姑臧县，属汉武帝时沟通中原与西北边陲的走廊——河西走廊（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之一的武威郡。这九篇钞本笔迹大多很工整，系由几个钞手钞成，是墓主人生前诵习教授用的本子。从这些西汉末和东汉初的简犊上，可以看出其波磔俯仰轻重相间的较为成熟的分书风貌，与东汉名碑《乙瑛碑》如出一辙。
　　《武威汉代医简》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出土的。为当时的甘肃武威县柏树公社农民在旱滩坡兴修水利工程时，发现的一处汉墓，后由当地文化馆会同省博物馆对该墓进行发掘、清理，从而使这一珍贵的史料重见天日。内容全系有关医学的记载，有分属于针灸科、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等科的三十多个医方，以及数量、用药方法、针灸穴位、针刺深度和针灸、服药的禁忌等。为研究我国古代医药，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原始科学资料，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草隶顾名义是隶书的草率写法，继草隶而起的书体即章草，它的书写速度自然要比隶书快捷，这些属于东汉早期由职业医家所书的章草不讲谨严的法度，反而有早期章草那种自然浑成的天趣，《武威汉代医简》就是以这种章草为主的简牍。 
　　《甘谷汉简》指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出土于甘肃省甘谷县一座汉墓中的二十三枚汉简，是东汉桓帝（刘志）延熹元年的诏书简册。是一种波势挑法十分明显，秀逸洒脱的东汉分书，这种书体也称『今隶』，与波磔还不明显、颇具篆意的秦隶和西汉早期隶书——『古隶』相对。

四、学习汉简书艺的方法

　　
　　（一）前人云『不究于篆，无由得隶』，在篆书方面《盂鼎》、《散氏盘》、《秦权量》、《诏版》等金文名迹及《石鼓文》是学习重点，晚清杨沂孙、吴熙载等的篆书也可多临。
　　 在篆刻方面，古玺、秦汉印及赵之谦、黄土陵、吴昌硕、来楚生等名家印多看多练，篆刻中『疏可走马，密不容针』的分朱布白原则，无疑也指导着书法及绘画。同时，学习汉碑临习《孔庙碑》、《史晨碑》、《华山碑》、《礼器碑》、《张迁碑》、《石门颂》及清代金农的隶书、章草、唐人的楷书等等找上承秦篆、下启汉隶，体现个人气质和情趣办法，学好汉简。
　　（二）我认为选择贴近本人个性的资料作为临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汉简影印剪贴本，选择恰当的临习资料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引起个人强烈震动的临习资料，是无法使学习者全身心地投人，从而从事艺术创造工程的。
　　（三）『实临』——『意临』——『临意』，是学习汉简书艺的三部曲。学习中国的书、画、篆刻艺术，无不要经过学习传统的临摹阶段，这一阶段称为『实临』，要经过一个耐得寂寞的修炼过程。这个阶段须精读原本，又要刻意摹仿，追求酷肖於原作的效果。由於原本上各简上的字迹太小，我用放大镜搁在自制的铁丝架上以求细察原迹文字中那些独具特点的生动笔意和纵横自在的结体。这些富有强烈感染力的笔意和结体，也正是汉简书体有别於其他书体的地方。但是，率意豪放的汉简书体，毕竟不同於横平竖直的唐楷和波磔分明的汉碑。隶楷似乎较易把握临写的法度，汉简则有其不受约束的恣肆烂漫。因此所谓『实临』，其实也是相对而言。
　　掌握了汉简书体的规律性，接下来就可进入『意临』的阶段。在临写时，可以不拘於原简，而自然地融进个人在学习篆、隶、真、行、草方面的收获，达到一种『又像』、  『又不像』的境地。在章法上也可追求一点变化，在文字上也可作些取舍。如太多相同的字可以少写几个，而由于章法上的需要也不妨『无中生有』地加上一、二个原简所无的字。虽然要达到与原简『神似』极不易，但至少比『形似』迈出了一大步。久而久之，熟能生巧，读者可从本书选载的笔者对原简的『实临』与『意临』中，体会此法是否可行。
　　『意临』可说是一种半创造性的实践，进入『临意』阶段，其实，能把上两个阶段的学习成果结合到对全新写书内容的创作中去，就是一种初步的成功，这要求作者师汉人之心，而不是师汉人之迹。『临意』阶段中，不肯稍离汉人一步或七拼八凑式的大杂烩都是不可取的，当然，达到这一步也是最难的。只有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并不断加强多方面的艺术修养，才可能到达光辉的彼岸。
　　　　汉简是流行於汉代的民间俗书，书写者是名不见经传的凡夫俗子，他们不可能想到这些随意之作竟会成为后世的书法瑰宝，笔者固有的平民意识使我对汉简有一种难言的亲近和跨越时空的艺术意趣上的共鸣，从而使我感受到莫大的快乐。